我们的爱

才子同学在读了我的小文之后，明显不服。他选取了我文中提到的人的认知这个小观点来对我的论点进行批驳，并归类于心态。乍一看差点儿被他唬住了。但仔细推敲，他的理论是站不住脚di。

首先，自行车也有文化，只是现在式微了。上世纪70年代，青年男女结婚时追求的“老三样”里面，自行车便是其一。为此，我专门咨询了上世纪70年代末结婚的有发言权的女士——我妈。我问她“那时候你们在街上看到一个人骑凤凰牌自行车，会作何感想？如果骑着一个普通的自行车呢？”我妈说“那凤凰牌多威风啊。那时候凤凰牌自行车很难买到的。普通自行车当然差些了。”时代不同，衡量标准自是不同。1970年代，物资紧缺，基本靠国家配发，因此稀缺物资受人钦羡，是否昂贵倒在其次。那么，1970年代骑凤凰自行车的，和1960年代末戴解放军帽的，以及现如今开宝马的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心理上的满足感和优越感是一致的。因此，若要说它们蕴含文化，那就都蕴含。归根结底来说是它们在某个时代都代表着特殊的意义。只是时代不同，因而其文化内涵有所变化，或有所消退罢了。这么一说，攀比问题、迷信问题、小资产阶级思想问题等等问题，现如今在汽车上有所体现；在1970年代的自行车身上，自然也所有体现；在1960年代末的军帽军服上也有所体现。只是那时候咱们还没出生，没法体会罢了。因而，不能说汽车蕴含文化，而自行车没有。

有了第一点做基础，我们不妨把这一类蕴含文化、体现攀比问题、迷信问题、小资产阶级思想等若干问题、给人带来优越感的物质统称为“文化性物质”，从而讨论这些文化性物质的共性。才子同学无疑认为文化性物质是人的身份、地位乃至财富的体现，他们是等同的。我不敢苟同。这些文化性物质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和其拥有人的形象挂钩，但是不尽然。还是拿汽车说事儿，一警察拦住一开宝马的，下来一司机，大腹便便，西装革履，头发油亮，满面红光，心想“哟，一当官的，咱不惹。”下来一司机，气宇轩昂，西装革履，发型帅气，满面红光，心想“哟，一成功人士，该罚还罚。”下来一司机，女的，前凸后翘，新潮时尚，年纪轻轻，心想“哟，一二奶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……”下来一司机，男的，民工打扮，满嘴金牙，满手金戒指，心想“哟，一煤老板，TNND，不罚你罚谁！”因而来讲，单单凭汽车价钱的高低，显然不能说明问题。文化性物质只占其一，个人气质占据其二。那反过来说，如果这四种人都没有汽车，他们的个人形象仍然会让人对其身份、地位乃至财富进行判断。有实例为证：湖南卫视的一个真人秀节目叫“变形记”，一个市长化身村干部，体验“变形“生活。市长换上村长衣服，徒步来到村里，自我介绍说是新来的村长。个个村民目光不敢逼视，心里只犯嘀咕“这绝不是真村长，一定是上面派来的官儿。”因此，言语谨慎，面带惶恐，行事间小心翼翼。这时候，没有任何文化性物质的陪衬，身份彰显全靠个人魅力。因此，文化性物质和个人魅力是同时作用的，共同体现个人价值。这个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，并不单单中国有。只是，中国千年来的传统观念中，文化性物质——也就是能体现虚荣心的东西——往往是一些昂贵、稀有、体面的具体实物；而在西方人的眼中，文化性物质大概更偏向于知识、财富、内涵。拿我文中最后一句话来说，同是汽车，中国人以其价格昂贵、外形华丽来彰显身份，德国人则是以环保、实用来彰显身份。这么一来，开奥拓的德国人在德国人眼中的地位，恐怕和开宝马的中国人在中国人眼中的地位是一样的。那么，归根结底说明什么，还是人的意识问题，而人的意识和认知来自于教育。

才子同学在其文末尾表达了美好的愿望，希望有一天汽车也和自行车一样，其文化内涵自然消退。其实很简单，国家的经济能力继续往前发展，发展到买汽车和买自行车一样不需考虑的时候，那一天就到来了。不过我们并不能因此而乐观，因为汽车退居二线，用来攀比的说不定就变成游艇了。总不能再次说汽车不是文化，而游艇才是吧。因此，还需要国民素质和认知观念得到改善，那时候，文化性物质的实体变化了，游艇、飞机，甚至宇宙飞船，就都不是文化了。